总量减排考核必须服从质量改善考核。
县一级环保工作，需要乡镇和村的支持配合。环境出了问题，不管环保部门是不是已经尽职尽力，舆论往往一边倒地指责环保部门。
原来，这个项目是上头打过招呼的，是政绩工程。但万一出了环境事件，强势的地方政府和有关部门沉默了，把责任全都推给了环保部门。环保部门对环保工作实施统一监管，出了环境问题当然要负责任。有基层环保局长直言，个别地方对环保干部的追责有无限追究的倾向。无论在环保系统内部，还是在政府、环保部门和企业之间，以及政府各部门之间，追责一定要全面、均衡。
环保人员违法违纪，当然要受追责。尽管有这样那样的困惑担心，环保部门对问责的态度还是非常积极的。与此同时，在电力行业内，关于超低排放的争议，一直是此起彼伏。
而不是想办法通过对燃煤发电的某些污染进行过度治理，而幻想让燃煤发电能长期存在。根据环保部和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2011年7月联合发布的火电大气污染物排放国家标准，我国大气污物特别排放限值如下表：以前所谓的近零排放和当前所谓超低排放的客观表述应该是：在烟气中的氧含量折算为6%的条件下，燃煤锅炉排放烟气中的烟尘、二氧化硫、氮氧化物三项污染物的浓度小于或者等于5(或者10)毫克/立方米、35毫克/立方米、50毫克/立方米的排放。煤电超低排放的代价首先，超低排放的改造，无疑都要增加一定的能耗，所以，中国特色的超低排放，按照国际社会的碳排放标准来衡量，肯定都是要增加排放的。我们要知道，人类能源革命的客观规律，一定是初期的油气取代煤炭(减碳)，后期用可再生能源取代化石能源(无碳、可持续)。
他们认为燃煤机组的温室气体(碳)排放，才是对生态环境的最大污染。所以，目前中国的减排与国际社会的减排，其实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
近年来，在我国电力行业，特别是大型火力发电企业中，兴起了一股燃煤机组的超低排放改造之风。此后，煤电界对于社会上质疑超低排放的声音，便不再理会。国际社会公认的去煤化的能源革命方向，不可能因为中国发明了超低排放就发生任何改变。而过度治理这些空气污染的结果，很可能会增加其他方面的污染。
目前，各种科学研究均已证明，对雾霾贡献最大的就是燃煤过量。当然，我们也不能否认，在我国当前还不得不以煤炭为主要能源的情况下，为了能在尽快治理雾霾的同时也拉动经济，推进全国的煤电厂进行超低排放改造，确有其必要性和现实意义。我国的环保部门虽然也曾有过由于只控制单项指标(脱硫)造成了全国大面积严重雾霾的惨痛教训，但是，我们弥补失误的措施，却远不如美国的环保部门科学。当前，我国煤电的超低排放宣传中一个最大问题，就是混淆了中国的排放与全球的排放之间的本质区别。
人们似乎有理由认为我们国家火电的排放标准已经非常低了。因此，美国环境保护局(U.S.EPA)根据美国总统的清洁电力法案于2013年9月颁布了新的《新建火电厂温室气体排放限值》。
不过，他们后来发现对燃煤机组的某些单项排放指标的监测、治理以及效果评价的难度很大，不仅难以做到准确可靠、科学合理，而且治污的效果也常常是事倍功半。在能源革命的问题上，欧盟的做法其实更为激进。
结果造成了2013年我国的煤炭消耗，一度超过了全球所有其他国家的总和(按国际能源署的统计，我国的耗煤占到了全球的50.2%)，同时也造成了我国全国多地大面积的严重雾霾污染。现在，既然燃煤电厂主动采用了比天然气发电排放标准还要更低一些的标准，把它描述成是一种超低排放，在逻辑上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对于在科技界争议巨大的，且明显具有中国特色的超低排放当然更不会例外。因此，美国新建的煤电厂必须通过采用CCS技术，捕获燃煤电厂排放出的约40%的二氧化碳，并将其注入地下，永久封存。其次，中国特色的超低排放，只是针对空气造成污染的某几项指标而言的。任何违背客观规律的尝试、努力，都不可能真正成功和奏效。
会上笔者发现，中美双方参会的专家对煤电污染的关注点，完全不在同一个层面上。遗憾的是我们的有些科学问题，一旦有了政府部门的表态，似乎就成了不需要再争论的绝对真理了。
甚至还曾一度对某外国使馆提出雾霾问题嗤之以鼻。政府推进超低排放改造之利弊最近，由于社会各界对当前严重雾霾污染的反响强烈，我国环保部门的压力山大。
美国的能源革命目标已经非常明确，要在2050年之前关闭所有的燃煤、核能和燃油发电机组，只依靠可再生能源和天然气发电。我相信，社会上与笔者有同感的人，也不会太少。
必须要说明，欧美等国家去煤化的能源革命，不仅不是要革煤炭的命，而恰恰是要保煤炭的命。更何况我们还面临着过量温室气体排放所带来的一系列气候变化生态难题，无法解决。从国际视野看我国的超低排放2015年8月，笔者有幸参加了一个《中美清洁空气论坛》。中国的减排是指减排政府所规定的污染物，而国际社会的减排则非常明确，是指减排造成温室气体效应的碳排放。
因为，满足美国燃煤机组碳排放的要求，实际上要比满足我国对燃煤机组的某些单项指标困难得多。根据上述规定，我们不难发现，美国环保界严格控制燃煤机组的关键性综合指标，而不再热衷于对某些单项的排放指标提出特别高的要求。
对于新建的燃煤发电厂，标准规定必须达到1000～1050磅二氧化碳/兆瓦时的限值。否则，电力行业也不会把最初炒作的近零排放修改为当前的超低排放。
我国的煤炭能源政策是清洁高效利用，然而，超低排放只是一种按照中国现行环保标准实现的所谓煤炭清洁利用，如果按照国际社会的通行标准来衡量，超低排放既不清洁，更不高效。(原载2016年1月15日《电力决策与舆情参考》)作者：张博庭中国水力发电工程学会副秘书长。
不仅如此，对某一污染排放的过度治理，还可能会增加其他污染物的排放。因此，他们很快就把当初近零排放的宣传口径改成了超低排放。例如，已经有研究指出某些超低排放的电厂附近，经常会有石膏雨出现。很显然，仅仅因为把烟尘、二氧化硫、氮氧化物三项污染物的浓度标准从20毫克/立方米、50毫克/立方米、100毫克/立方米，提高到5(或者10)毫克/立方米、35毫克/立方米、50毫克/立方米，就要宣传成是近零排放，肯定是站不住脚的。
即使一时还做不到，我们也要让全社会知道我们目前的超低排放只不过是一种暂时缓解雾霾矛盾的补救措施，并非能从根本上解决煤电的排放问题。中国专家主要关注的就是造成雾霾的那几项污染物的治理，而美方的专家几乎都把焦点集中在造成温室效应的二氧化碳的减排上。
搞清楚这个问题的缘由，非常有助于我们准确地理解超低排放的中国特色。应该说这种担心并非多余。
应该承认，目前我国对火电厂排放烟气中的烟尘、二氧化硫、氮氧化物三项污染物排放新标准，确实比欧、美等发达国家的排放标准要严格一些。中国的排放概念与全球迥异目前我国的排放概念一般是指污染物的排放，而且实际当中通常仅仅是指目前环保部门所规定的个别污染物指标的排放。
